孙伟铭出庭受审

去年12月14日，30岁的成都男子孙伟铭无证且醉酒驾驶，连撞5车后逃逸，酿下4死1伤的惨剧。7月24日，成都市中院一审判处其死刑，称其已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。据悉这是全国首例以危害公共安全罪对醉驾者判处死刑的案件，引发社会广泛关注。（据7月24日《京华时报》）

刚刚发生的南京个体老板张明宝醉酒驾车造成5死4伤特大交通事故震惊全国，孙伟铭案引起争议在所难免。我国施行的虽然不是判例法，但成都中院的这个“判例”必将影响各地方法院对包括张明宝在内的类似案件的量刑，那么，孙伟铭以“危害公共安全罪”被判处死刑，是否妥当呢？

按字面来“抠”，《刑法》中的“危害公共安全罪”有“主观故意”和“间接故意”之分，孙伟铭似乎有点“冤”，但我们更应看到，一个醉酒之人，其不受意识支配的“发作”存在相当大的不确定性。为此，我觉得针对醉酒驾车者，理应将其“动机”界定在驾车之前，而非驾车途中——驾驶员都是成年人，谁不知道汽车会撞死人？谁又不知道喝酒能麻痹大脑、造成思维混乱乃至行为能力降低？从这一点来讲，酒后开车本身就可说是在“主观故意”地危害公共安全，至于其在撞人时的所谓“不受意识支配”，完全是他在酒后开车之前就已经预料到了的结果。成都中院的判罚，我认为是妥当的，不仅如此，还在一定程度体现了司法进步。

从重处罚醉酒驾车行为是完全必要的，但我并不支持成都两位律师要求在《刑法》中增加“饮酒、醉酒驾驶机动车罪”的建议。事实上，“危害公共安全罪”已经涵盖了所谓“饮酒、醉酒驾驶机动车罪”的所有罪行特征。现在，孙伟铭已提起上诉，这当然是他的权利，但不管最终判决如何，成都中院的这个判决都无疑向那些曾有过酒后驾驶、肇事逃逸等危险行为的人发出了一个严厉的信号，我以为，法院有引导民众行为的能力，也应该释放和运用这种能力，只有这样，才能遏制当下已然泛滥的醉酒驾车现象。